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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個愛做筆記的人。有許多事情發生，當年仗著年輕記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腦子里。但最近發現不是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時候第一次謁見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為在1980年的秋天，因為那一年我與李輝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發于《文學評論》的第三期（大約是五月份），還得到過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記憶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與李輝上門拜訪的。那時候也沒有拍照留念，記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藍布中山裝，似乎是天氣轉涼的時候。我一直這么記憶，還寫進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問及李輝，他查了當年日記，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時候我們已經畢業，馬上要各分東西了，李輝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臨行前見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們都是同班同學），我倆才第一次走進武康路113號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們與巴金先生說了些什么？我沒有記錄，李輝是有的，他如果回憶起這難忘的一幕，一定會有重要的細節披露。但我卻沒有太具體的印象，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體不好，似乎是感冒了，還有些發燒，我們談話中，有人進來為巴金先生注射針藥，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廳外面的過道里去了一會，又進來與我們繼續說話。那時候巴金先生已經是七十八歲的老人了。我們的看望當然是早幾天就約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感冒發燒。但巴金先生沒有因此拒絕兩個陌生的年輕人的上門打擾，小棠兄也沒有告訴我們。所以當他走出客廳打針的時候，我倆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記得我們說起了無政府主義。那時候離“文革”還不遠，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無政府主義。我們那時正在研讀巴金的著作，在賈植芳教授的指導下，不僅讀到了巴金早期的許多相關文獻，而且還直接閱讀了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它以激進的姿態反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它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這樣理解無政府主義，比較貼近當時的真實情況，也可以與巴金一生追求進步的寫作活動聯系起來了。

       巴金先生對無政府主義的這個態度，似乎一直沒有變，他始終以沉默對待自己曾經的信仰。有一年，我參與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編輯工作。我向他建議，把他早年編譯的一本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也收入全集，他猶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還是被責任編輯撤了下來。記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訴我這件事，眼睛里含著挪揄的微笑，輕輕地說：“還是他（指責任編輯）比我們有經驗，我們太書生氣了。”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巴金先生寫《隨想錄》也好，編全集也好，他對于自己的責任的理解，能夠做什么和不能夠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觀火。他對現實一點僥幸心理都沒有，不會因為一些表面的榮譽和聲望就忘乎身處的環境。

       巴金先生的身體越來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療養，冬天則回到上海，直接住進華東醫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華東醫院，那段時間（大約是90年代初期），他的身體比較穩定，親自讀《巴金全集》和《譯文全集》的校樣，堅持寫每卷的跋，還斷斷續續地寫一些懷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劃“火鳳凰文庫”，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以后陸續寫成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巴金先生欣然為它取名《再思錄》。等編完以后，我又覺得薄薄的一本，印出來有些草率。就與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書的代序。沒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來電話說，爸爸已經寫好了《再思錄》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這樣幾句話：“躺在病床上，無法拿筆，講話無聲，似乎前途渺茫。聽著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想起他的話，他說過：‘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會相信在苦難的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歡樂。’他講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讀者。這個時候，我要對他們說的，也就是這幾句話。我再說一次，這并不是最后的話。我相信，我還有機會拿起筆。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電話里給我念了這篇文字后，還擔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話是否有誤，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記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當時巴金先生患了壓縮性骨折，痛苦萬分，曾提出要“安樂死”。可是在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談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間尋找歡樂的話。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樣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