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盧新華、周勵、葉周、薛海翔、施瑋、王琰、戴小華、華純……一批卓有創作成績的海外華文作家集體蒞滬參加“2016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系列活動。他們與市民讀者在“思南讀書會”見面，而13日延綿一整日的與評論家對話則是此次活動的重頭戲。受邀參加論壇的海外作家，幾乎都與上海有著特殊的緣分：或原籍上海，或曾在上海求學和工作過，他們的很多作品乃至處女作、成名作都由上海的文學期刊、出版社發掘發表和出版。回到上海，尤其是論壇舉辦地上海作協，讓很多作家感慨猶如“回娘家”。
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的張翎從加拿大歸來，“介紹我的時候，很多情況下大家都會說，這位是《唐山大地震》電影原著小說作家，聽到這樣的介紹，我的心情很復雜。必須接受的現實是，小眾文學要借由大眾媒體推介到更多讀者群里，但我常常內心竊以為《余震》并非我最好的作品，但它使我與大眾讀者之間有了一個橋梁。”張翎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時41歲，“在海外開始寫作時我完全無名，通過自由投稿的方式向《收獲》雜志投遞了我的作品，居然真的發表了。上海是我看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我進入文學殿堂的第一扇門”。
“距離美學”是評論家陳瑞琳對于張翎作品的提煉，“張翎的小說不批判、不傾訴，她表現的是灰色地帶的人物。她建構的美學敘述方式，是對人類疼痛悲憫的醫治，她用春秋曲筆，把悲傷的故事推遠，把人性剝離成碎片，淡筆寫來”。“距離”也是張翎總結自己創作的一個關鍵詞，“少年時離開溫州到上海讀書前，我從未一個人出過遠門，‘家鄉’這個詞第一次進入我的腦海，是我在復旦讀書的第一個假期回到溫州，我與家鄉有了間隔。后來，我與家鄉越來越遠，只有在創作中一次又一次激發家鄉的影像。奇怪的是，只有在加拿大寫故土時，故土是清晰的，距離讓我有了審美的客觀空間。我在講英語的國度里用母語創作，我的出版商、評論者和讀者全都在遠方，我一直在想，這樣的錯位給我的創作什么影響？”
張翎不諱言，“距離”讓她得到審美空間，也讓她遠離對當下中國的表現，但最近，她開始敢于探討當下的題材。“我1986年離開，錯過了整個30年改革開放發展最快的中國，盡管我現在每年都會回來好幾次，但感覺上是過客，所以我缺乏膽氣碰觸當下的中國。在我最近的兩部作品《死著》和即將發表的《心想事成》中，我真的觸碰到了當下中國比較尖銳的問題。我突然想通了，雖然不能改變自己局外人的現場，但局外人也可以有觀點，這是我邁出的勇敢的一步。”
張翎的經歷在此次來滬的海外華語作家中頗有代表性，他們大多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青年時期經歷了動蕩的十年，又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批出國潮中離開故土。在上海長大的女作家華純1986年赴日留學，小說處女作《沙漠風云》別出心裁地指向環境問題，“到日本以后我接觸了環保機構，我所有的小說都寫到上海，把上海放到國際舞臺上和其他國家的人交往、交流。當時有很多留學生的作品，比如《上海在東京》《北京人在紐約》，但我覺得這些作品更像是失敗者尋找出口的宣泄。留學生文學不能總是這樣的面貌，它要向新的方向前進。我要寫新的題材，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評論家王列耀認為，海外華人文學的創作題材大致有以他者身份和視角觀察海外國家風土人情，和以流浪漂泊者情懷敘說故鄉和家園兩種，而華純的創作跳出了這些窠臼，她以“地球人”身份寫作，不寫個人的悲哀和愁苦，而著力于地球生態和環境保護、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揭露欲望的膨脹對自然環境和人性的雙重破壞，“是對傷痕文學和留學生文學的一種突破。”
在評論家陳思和看來，海外華文文學歸根結底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與在異域寫作相比，更重要的是語言和文化的同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討論海外華文文學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和增加了什么，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他提出，海外文學或者說留學生文學早在“五四”時就有作品出現，而這一代海外華文文學的貢獻首先在于改變了中國人的形象，“不再是哭哭啼啼了，我就是敢發財，敢超越，敢爭取名利，這是一股精神，也是一種轉折”；其次是充實、強化了當代文學對現實的批判，他們保持了對文學的童真，堅持文學是對現實的批判，寫了很多國內當代文學未曾觸碰的題材，也增加了大量新題材和新經驗，“比如張翎的《金山》就是對華僑歷史史詩性的闡述。”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王偉表示，異域生活的感受、跨文化的體驗和世界性的視野，使海外華文作家擁有更加豐厚的文化土壤和獨特的創作資源，基于這種土壤、資源的寫作實踐，為中國本土寫作者提供了很多啟迪和激勵。上海作協主管主辦的華語文學網設立了“海外及臺港華文作家經典讀本”專題，迄今為止已有46位海外華文作家的121部作品上線。未來，“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將定期舉辦，為國內讀者介紹更多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搭建評論家與作者交流的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