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下午，小說家孫頻、青年評論家項靜做客111期思南讀書會，李偉長擔任對談主持。圍繞文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孫頻小說集《同體》，討論了她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宗教情結、女性意識以及精神力量等問題。

宗教性是無法自拔的狀態(tài)

“同體”兩字出自佛教經典，“觀一切有情，同體大悲”。在孫頻看來，同體是她的一種世界觀。多重身份的重合，是同體；不同人物放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能是同體。男人與女人，黑暗與善良、罪惡與正義，看似對立，但卻互相交融，無法分開。小說《同體》中，馮一燈是女人、情人、教徒、精神病患者。多重身份重合于一體，糾結、掙扎，完全無法區(qū)分。溫有亮馴化了她，植入了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最后，被意識綁架的馮一燈心甘情愿地為他犯罪。到此為止，雖然馮一燈未進行過任何宗教儀式，但她的身上已經帶有了宗教色彩。

孫頻說，“我個人理解的宗教性是當某一個人陷入某一種無法自拔的狀態(tài)，這個狀態(tài)無論是面向享樂的，還是面向痛苦的，還是面向犯罪的，只要你深陷其中無法走出來的，包括愛，愛到極致的那種愛，我認為這個程度本身已經是宗教性。”

李偉長將孫頻的宗教性理解為人身上自帶的歸屬情結，就是“我怎樣安放好自己”。他認為，孫頻在小說中構建了一種社會秩序，一方面它可以約束人，一方面又會懲罰人。人如何與這種秩序相處，即“我怎么有歸屬感？”，是尋求進入秩序還是迎合它？這是孫頻小說的耐人尋味之處。

項靜講述了她對孫頻認識的過程，談論了孫頻的宗教情結。她與孫頻的初識是《祛魅》，“祛魅”二字源于馬克思韋伯的概念，意思是西方社會從宗教神權轉化到世俗社會。這篇小說描寫了女大學生畢業(yè)后到山區(qū)中學教學，女性對男性世界祛魅認識的過程。其中，女教師的每一次愛情關系，都像一場戰(zhàn)爭，都像對周圍環(huán)境一場抗戰(zhàn)。再往下去還有兩三個愛情故事，每一次都是失敗告終，她對男性這個世界的認識也開始漸漸地祛魅。她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但是她的人生也并沒有什么改變，最后以她的毀滅而告終。“我曾疑惑，為何孫頻要樂此不疲一次一次要創(chuàng)造這種故事？后來，我看了她更多的小說，就逐漸理解了這種寫作方式。孫頻不是寫一個故事，她很希望把人的精神煉獄，一次次考驗你，一次次驗證，我到底還能夠承受多少。在她看來，她寫的不是苦難，而是宗教。似乎在她看來，只有經過苦難，才可能理解愛，才可能理解生活，理解世界。”

寫作是對活著的冒險

孫頻的小說，如她所說，生猛酷烈，匯聚著許多常人看來的陰暗面。項靜向孫頻提出，是否會在這種高度緊張的狀態(tài)下，感到敘事困難？孫頻談到，在寫作中，她會投入高濃度的情感，所以，于她而言，寫作是一個比較疲憊的過程。但是在對作品投入感情之后，她是快樂的。“你在創(chuàng)造它，你把一個人物，把一個世界，就像蓋房子一樣，一點一點搭建起來，每一句話、每一個詞語非常精心的，當然也是疲憊的。你要逐漸搭建起來、搭建成型，這個過程類似于一個建筑師一樣，這個過程本身也是快樂。”

除了沖突，孫頻在小說中也有寧靜詩意的描寫，她喜歡小說背后的力量感，但并不意味著自己的小說都會按照一種非常激烈的節(jié)奏走下去，也并不意味著自己從始到終一直保持內心緊張的狀態(tài)。她會在作品中設計一些節(jié)奏緩慢的部分，這時她的內心會非常安寧。她認為小說的沖突緊張與寧靜溫和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她說，“有些人擔心創(chuàng)作這么苦逼的小說會影響我的生活，我感謝這樣的關心與慰藉，但對于寫作的人來說，寫作本身就是對活著的冒險。”

身體性與精神性

青年評論家黃德海也來到了現(xiàn)場，被邀請對孫頻的小說進行解讀。“身體性是對孫頻小說的重大誤解。”，他提出，“所有落實到文字上，即使是寫身體的，都是精神性的。孫頻小說中的底層、身體，是她精神結構的外化。她借用了現(xiàn)實的生活材料搭建了一個世界，表現(xiàn)自己的精神。她既讓我們感到小說是現(xiàn)實生活的同構，又是你的精神世界。而一旦這樣做了，你所有的力量，從懵懂的力量，變成一種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力量。這個力量不僅有剛勁還有柔勁，一個是橫行直撞的力量；另外一個我可以在合理的時候，調試它的力量。”

項靜表示，孫頻看似用了很多修辭去討論、表現(xiàn)女性身體，但是這種表現(xiàn)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反抗意識，比如反抗男性觀看、社會關注等等。這種表現(xiàn)似乎是單純地對身體的關注，與女性意識無關。孫頻寫男女關系、男女心理，但似乎和女性意識沒有必然關系。對于精神力量，項靜覺得孫頻的主體意識非常強烈。對于社會問題，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心理都有自己非常完整的解釋。她創(chuàng)造了一個自己的秩序，這也許是一個“群魔亂舞”的世界，但同時也是我們內心的另一方面。當它與所謂正常并列在一起的時候，會具有破壞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