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與上海

楊揚認為，過去對于茅盾的解讀多是從政治角度，而現(xiàn)在研究者們可以從更多的角度突破。而他個人的角度，就是探討茅盾與上海這座城市的關系。

雖然茅盾來自浙江烏鎮(zhèn)，但是他自己也曾說：“我如果不是到上海來，我如果不是到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來工作的話，可能就沒有我文學上這樣的成就。”由此可見，在上海的生活經(jīng)歷，對他的事業(yè)發(fā)展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

“對于浙江人來說，想讓小孩以后有出息，念大學的第一個選擇必然是上海。”楊揚說，“人的成才一定和他發(fā)展事業(yè)的環(huán)境有關系，所以茅盾選擇了這座城市。”從茅盾的人生歷程來看，他當時有母親的建議與親戚的輔佐，在文學教育這條路上一直往下走，成為一代宗師。

與此同時，上海在茅盾所處的那個時代有著得天獨厚的地位。茅盾先生政治和文學的起步是同步的。因為他的文學活動，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小組。另外，他也與魯迅，周作人等人取得了聯(lián)系，于1921年主編了《小說月報》。“此時的茅盾已經(jīng)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學青年，”楊揚說，“而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弄潮兒和引領者。”

《子夜》中的“大上海”

茅盾通過《子夜》展示了上海的城市生活，并穩(wěn)固了自己文壇領袖的地位。“如果我們問：要怎么寫上海，上海的作家哪些作品寫得比較有意思？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張愛玲。”但楊揚也提到傅雷對她的尖銳批評，“張愛玲確實寫得很有特色，但她總把眼光集中在小人物的灰色人生上。從我個人研究文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寫法未必不可，但把握上海這個城市的時候，小市民絕不是里面的全部。如果沒有精英人物，全部是一些所謂的小市民的灰色人生，上海就不能被稱之為大上海。”

而茅盾的作品，卻恰恰抓住了大上海之所以為“大”這一點入筆。茅盾由于在政治上處于較高的地位，與陳獨秀這樣的人結(jié)交，曾擔任上海交通局局長。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寫那些“大人物”，知道他們面對政治事件的神態(tài)、反應、動作等等。

“茅盾因為在政界、文學、文化界都有很深的介入，這一幕幕場景融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上海的比較清晰的脈絡，這是他對于城市的意識。”楊揚說，“茅盾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覺得要全景式展示30年代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圖景。”

沈韋寧：我的爺爺不是偉人

沈韋寧說，他從未把茅盾當成一個偉人來看待過。

“其實說實話，在我心里，我爺爺就是一個和藹慈祥的老頭。”他回憶說，“他從來沒有真正要求我一定要做什么，而是引導我，發(fā)掘我對事物的興趣，支持我做所有的事情。”

在沈韋寧的印象里，茅盾的生活很規(guī)律，很平凡，沒有任何驚天動地的事情。沈韋寧很長時間里都沒有意識到，爺爺年輕時經(jīng)歷過那么多。“我爺爺在建國以后擔任文化部長，專門建了兩間平房，作為書房，也接待客人，房間里整面墻都是書。”沈韋寧笑稱，自己沒有文學方面基因的遺傳，反而成為了一個電腦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