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兩點，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與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做客思南讀書會，對談中，他們從沈從文的文學和經歷談起，進而討論沈從文在當代文學中形成的"沈從文傳統"，為讀者展示了一個沈從文背后的世界。

血染的桃花源：用文字包裹傷痕

讀書會開始，張新穎推翻了眾多讀者對于沈從文的一貫印象。他提到，讀者都比較熟悉沈從文的《邊城》、《湘西》等作品，在他們眼里，沈從文用質樸的文字勾勒了一個美麗單純的桃花源。但是，這只是表象，其實"世外桃源"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染成的。這與沈從文的成長經歷有關，在湘西，沈從文感受到的不是美好，而是殘暴。從小習慣了看殺人，上學的時候，走到殺人的地方去看看，昨天殺的人，尸體是不是被狗吃完了，是不是剩下一塊頭骨，小孩子在敲。沈從文甚至見過十幾歲的少年挑著擔子，前面放著父親的頭，后面放著叔叔的頭。在這樣充滿暴力、充滿絕望的環境下，沈從文沒有被同化，他的心靈沒有變得和周圍一樣黑暗。相反，生活里但凡有一絲一毫的美好與溫情，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并且視若瑰寶，因為這些美好可以對抗他經歷過的黑暗、殘暴與絕望，是對心靈的救助。張新穎深入闡述了善惡對比的根源，他說，"這種對比的形成涉及到人在成長過程中的反應。一般人會本能地以同樣的壞來回擊社會對自己的惡，但是，沈從文對于外部世界卻一直保持逆轉式的反應，他以愛反抱生活的惡，這樣的反應方式克服了人的本能，也成就了他的詩意和偉大的人格。

周立民表示，印象里沈從文先生是一個細聲細氣的男人，沒有想到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多的堅韌的東西。現在，沈從文似乎被簡化了，被概念化成一個符號來傳播，但是在這本書中卻給大家呈現了沈從文背后的世界。

　　沈從文的"變"：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談到沈從文的符號化時，張新穎表示，在書中，他總結過沈從文的不同身份，沈從文是不能被符號化的，他在關注外界的變化，同時自己也一直在變。在家鄉與整個中國社會的變化中，沈從文非常痛苦、非常無力，40年代創作《長河》時，他說，"我要寫這些人在社會里怎么活，怎么活不下去；他們怎么變，怎么變到自己也不認識的地步，變到最后以暴力的方式來反抗這個世界。"

在談到沈從文自己的變化時，張新穎說，"抗戰爆發后，戰爭強行將社會現實推到了知識分子面前，一向不考慮大問題的他們開始考慮大問題了，所以沈從文的文字中出現了更多抽象的、更多關于生命的思考。"這個階段，沈從文思考了很多具體的現實問題，他文字中的抽象也是這些具體問題刺激而產生的。但是在那樣的時代里，思考這些問題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效果，想了沒用還要想，所以沈從文非常痛苦。1949年以后，沈從文從文轉業，開始進行文物研究。對此，張新穎提到，沈從文有一種特別的能力，敢于走到絕境，并且可以在絕境中走出一條道路。1950年，由于各方壓力，沈從文企圖自殺，最終被救回，自殺是他人生的最低點，等他走出后，他的每一部都比最低點要高。20年代他從湖南到北京，文學事業是在懵懵懂懂中從零開始；50年代，從文學到文物，所有一切依舊從零開始。他放棄了寫作，結束了自己作家的生命，文物研究成為了他釋放生命能量的另一種渠道。沈從文的文物研究也非常獨特，半路出家的他與正統文物界相隔離，他更關注一些雜文物，比如繪畫、服飾、鏡子等等，這些都是普通人在漫長歷史里用勞動和智慧創造的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物件。沈從文讀書多，又有想象力，所以在文物研究方面也是異于正統，之前不被正統文物界接受，現在文物界也開始慢慢承認他的研究。

　　沈從文與巴金：一生的摯友

沈從文在20世紀20年代來到上海，那時便認識了巴金，兩人由此成為一生的朋友。周立民詳細談論了這段真摯而漫長的友誼。雖然巴金與沈從文的文學觀點一直不一樣，但是兩人卻結下了最深厚的感情。無論在彼此多么艱難的環境下，無論時代多么動蕩，兩人都是最好、最真的朋友。1933年，沈從文剛剛結婚，巴金來看望他，他將書房讓給巴金，自己在院子里寫《邊城》；1972年，文化大革命，巴金被打成右派，沈從文給他寫過信；1974年，沈從文親自到武康路來看望他。沈從文與巴金的交往體現出他們兩人性格中的契合，因為這種契合，無論觀點有多大沖突，生活中有多少不一致的地方，都不妨礙兩個人保持一生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