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5月29日16:25 來源：《北京晨報》 作者：任曉雯、洛洛 點擊: 次
“瘋子”方秦珉被隔離到孤島上，在那里遇到了一幫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正當她逐漸適應島上的生活時，一場大逃殺已經拉開了序幕。在不斷逃亡的過程中，她無意中發現了島上可怕的秘密，與此同時，她的記憶也漸漸恢復，拼貼出令人震驚的真相……
《島上》是任曉雯第一部長篇小說，寫于12年前，幾乎被公眾遺忘，卻得到莫言的瑞典語譯者陳安娜的關注，在她看來，這是“一部引人入勝不忍釋手的小說，從頭至尾緊張驚險，扣人心弦”。
在嚴肅文學日漸凋零的當下，《島上》將帶給讀者怎樣的激動，能否成為先鋒小說的興奮劑？
我關注的“核”永遠從人出發
北京晨報：怎么會想到寫一群瘋子在一個島上的故事？
任曉雯(以下簡稱“任”)：把故事放在一個島上，能夠架空時代和社會背景，以一種單純而集中的方式，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這種寫法便于提煉普遍意義；而將故事置于大社會背景之中，則能在各種元素的碰撞之中，產生更復雜的意味。
北京晨報：很多人說《島上》是一部“先鋒”小說。你對“先鋒”是怎樣理解的？
任：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我理解的“先鋒”，是一個相對概念，與對主流趣味的疏離度有關。剛開始寫作時，我渴望自己風格獨特，因而對主流趣味有敵意。我留心別人在寫什么，以便繞道而行。現在，這種焦慮感沒有了。先鋒或主流，也不太在意了。何為好文學，應該怎樣寫，我清晰而堅定，只管往一個方向扎過去。
北京晨報：你的長篇處女作《島上》充滿了超現實想象，而后來的《她們》、《陽臺上》則細膩寫實。你的寫作怎會發生這種變化？
任：早期是個學生，又剛開始寫作，對形式非常迷戀。后來在生活里翻滾，各種人情世故的細節撲面而來，寫作也就“現實”起來。但我一直認為，現實主義是一個非常有包容性的傳統，可以吸收很多元素。我的寫作和人生都還在中途，未來的寫作肯定會繼續發生變化。
北京晨報：在你2010年后創作的小說里，能夠看到很多社會新聞元素，比如傳銷、大叔蘿莉……你如何處理現實呢？
任：現實很豐富，現實很難處理。如果你光是照著現實寫，那新聞特稿的感染力肯定比你強，因為它是真實的，有種強烈的沖擊感。你跟真實比真實，也是沒有意義的，虛構有它自身的邏輯。我寫新聞，想表達的是寬恕、同情、弱者和弱者的相處之道。這就是我找到的“核”。在這個“核”的基礎上，我再加入我看到的“現實”，這是我的處理方式。而且我所關注的“核”，永遠是從人的角度出發衍生，而不是從熱點，因為文學本來最終還是一個人。
小說對我充滿誘惑
北京晨報：這些充滿“現實感”的故事你是通過什么渠道獲得的呢？
任：根本不需要我主動發現。當下中國的現實太豐富了，它們都蜂擁而至，刺激我，只要我想表達什么主題，我就能從身邊找到素材。我首先不是寫作者，而是活在現實中的人。對于我想寫作的人物，我要感受到他／她的呼吸，才會去寫。我熟悉的是普通小市民、白領，這些人就在我腦子里走來走去。我不會按照想象去寫什么，我不寫農民工，因為我確實不了解，我如果看著他們蹲在路邊吃飯就假想他們的生活那樣沒有意義，真正了解他們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對味。
北京晨報：你是上海人，小說寫作中也時常出現這座城市的身影。你覺得上海這座城市被書寫的張力在哪兒？
任：人們通過文藝作品熟悉的老上海，其實主要是上世紀30年代的黃金時期；上海的精神面貌后來發生了巨大改變；80年代以來，因為種種原因，本已略有復蘇的上海文化，又凋敝了許多。城市和人一樣，隨著時間流轉，氣質會變。
即使在今天，我們走在上海的南京西路上，看到世界頂級的奢侈品商店，但從商店后面轉幾個彎，繞到弄堂里去，會發現有人還住破蔽的平房，每天早上出門倒馬桶。
這種復雜的面目，迂回的衍變，可能才是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
北京晨報：你以后的寫作，會繼續《島上》里想像力的輕盈，還是會像后來的《她們》《陽臺上》那樣，充滿現實的沉重？在小說的輕與重里，您更偏愛哪種？您自己想要寫成什么樣？
任：我對自己的風格，沒什么特定設想。只有面對一個具體寫作構思時，才會問自己：想要寫成什么樣？
小說對我充滿誘惑，正是因為它永遠達不到。它是一個需用畢生時間去不斷上升和試圖觸摸的東西。
占據主流的依然是現實主義
北京晨報：有人說當代小說已經在內容上無法挖掘了，于是只能在形式、結構、語言上創新。你對這個觀點是什么看法？
任：起碼中國當代小說，絕對不是“內容上無法挖掘”。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國光怪陸離的現狀，有很多值得寫的內容。至于形式、結構、語言的創新，從現代主義之后，其實變得很困難。該玩的創新，多數都有人玩過。事實上，在我看來，現實主義傳統是最具生命力的，它能夠吸納各種創新來壯大自己。流派紛呈，總有式微。占據主流的依然是現實主義。這是一種更為寬廣的現實主義——加西亞·馬爾克斯都堅持自己是現實主義呢。他認為神奇或魔幻只是每日可見的事實，絕不是作家“制造的”、“改變的”、“寫得不可認識”的：“一切的現實，實際上都比我們想象的神奇得多”。我看到哈金一個訪談里說，他認識的幾個作家，到馬爾克斯故鄉去看，發現小說里寫的全是真的。
北京晨報：《島上》讓人有炫技之感。你后來的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則看起來比較老實。你如何看這其中寫作技巧的變化？
任：從某個角度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一種更難的技術。像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技術很多，但到晚年，他卻寫了《霍亂時期的愛情》，風格一下變了，似乎保守了許多。仔細想想，其實《霍亂時期的愛情》更難寫，就像炒青菜，誰都會炒兩把，這種愛情小說誰都能寫，但要想把它寫得好，就像把青菜炒成山珍海味那么難。
馬爾克斯寫的都是雞零狗碎的生活細節，比如一家人因為男主角把尿撒在馬桶圈上吵了起來；當男女主角老去，男主角要給女主角寫一封情書，用什么樣的語言，用什么樣的玫瑰花，馬爾克斯都有精心雕琢。要寫好這些內容，是非常難的，很容易讓人覺得枯燥乏味，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經歷的生活，他把每個人都經歷過的最普遍性的東西拿出來寫，需要很大的勇氣。
文學只分好的和不好的
北京晨報：你怎么看待“純文學作家”這個標簽？當下的語境里，這個標簽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
任：我更喜歡用“非類型寫作”一詞。任何命名背后，都蘊藏一種權力。比如“純文學”這詞兒，細細想來，極為傲慢，因為在它指稱之外，都是“不純的文學”：通俗文學、類型文學、網絡文學……或被“純文學”看來，根本不配叫“文學”的文字。“純文學”貌似一張質量合格證，實指一種出身與血統。
最近又要猜諾獎了，我想起村上春樹，得諾獎的呼聲那么高，不少人還覺得他不是純文學呢。斯蒂芬·金是類型小說家，但他的部分作品，比很多所謂的純文學都好。斯蒂芬·金怒批“知識界的勢利和文學批評的種姓制度”，是有道理的。總而言之，我覺得最沒必要存在的，是“純文學”這個概念。我眼里的文學只分為：好的，不好的。
北京晨報：能說說你目前手頭的寫作計劃嗎？
任：在寫一部叫做《好人宋沒用》的長篇。宋沒用，蘇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90年代。她屬于刻板印象中的中國傳統婦女。讓人聯想勤勞、善良、任勞任怨等優美品德，但也容易顯得面目混沌。現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中閃閃發光的女性，多是鮮活多汁、潑辣生風、敢于冒犯禁忌的。而我想寫寫“中國傳統婦女”，原因之一，是總有這么個老太，在我腦海中走來走去。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多話、執拗、心地柔軟。除此，我對她的個人際遇，幾乎一無所知，現在也再沒機會了解。虛構宋沒用，部分出于對她的緬懷。
《藥水弄往事》，是對宋沒用漫長人生描述的開始。我無意書寫一個國家、或者一座城市的歷史。我只愿寫一寫，一個最普通的小人物，如何隨波逐流，茍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難，穿過死蔭的幽谷。如何在波瀾不驚的外表下，經歷最壯闊的內心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