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繁花》：由作舊而新鮮

2015年09月22日10:28 來源：上海作家 作者：張莉 點擊: 次

象所有成熟的、有獨特風格的小說一樣，《繁花》有它的基本句型。這個基本句型決定了這部小說是經由“作舊”而追求“新鮮”的作品。

小說的起筆是：“滬生經過靜安寺菜場，聽見有人招呼，滬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鄰居。滬生說，陶陶賣大閘蟹了。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滬生說”“陶陶說”是頻繁的--“某某說”在《繁花》中頻繁出現，成為這部小說的基本句型/句式。借用這一句式，故事得以被推動，人物命運得以發生變化。

取消引號，以口語鋪陳故事的作法，使人想到中國古代話本小說。當然，這段話中也還有另外的詞語值得注意。比如，“吃杯茶”，“有事體”。這種語詞的使用，表明這部小說引入了上海方言，但這種引入是有選擇的--作者只選取它的腔調和節奏，而未取它的發音，似乎是一種改良了的上海書面語，因此，不懂上海方言的讀者讀起來也并不困難。

在所謂正統的普通話面前，來自江南的語言應該說是一種地方方言，一種“少數語言”，邊緣語言。通篇不用字正腔圓的北方話，而刻意選取了少數、邊緣的南方話作為講述載體，《繁花》在一開始其實就是在尋找舊的傳統--從尋找舊的東西開始，流露它的追求：從傳統/邊緣語言中汲取新異力量，打開一個新的創作空間。

《繁花》的語言使用是精心為之。它汲取白話語體、話本小說及江南語態的精髓，小說家渴望生成自己的語言風格時，他必然要考慮到排除一些詞語，比如在這本小說的語序里，你不會看到激情、份額之類的正統書面語，這使它與嚴肅的、正襟危坐的普通話保持了明顯的界限。在小說中，講到某人說話時，敘述人也常常提醒讀者，某某用普通話/北方話說。用普通話說話的人在小說中是少數的和外來的，這使讀者不得不注意，小說中的敘述語調與普通話語調構成的是抗衡關系。

《繁花》具有一種性感的南方性--因無視漢語內部的鏗鏘有力的節奏而具有了一種奇異的慵懶舒緩多情的南方性。這是屬于中國南方語系和南方人生活的調性。當小說人物使用那種舊的語言時，與這種語言相關的溫潤，柔婉，俏皮、舒緩，性感會一并涌來，人與人之間有節制的微笑，欲言又止，一語雙關，男女之間的帶有調情和調笑，挑逗和風流，人物語速的突然加快或放慢……腔調，語序，聲調，語言連續和連接的語態，語序和語詞，全部讓人想到江南，讓人想到這一切與江南生活有關。只有在漢語深處仔細體會，才能了解這種語言怎樣喚回了江南語言內在的魅力。

閱讀《繁花》使我們認識到，我們身上潛藏著古人，潛藏著古人日常生活中的“老靈魂”。舊的語言系統天然有“作舊”功能，它為讀者提供與“舊”和“傳統”有關的裝置，它使我們看待當下生活的眼光發生了變化。我們熟悉的生活因之變得陌生而新鮮。這也意味著，《繁花》歷史悠久的江南語態使我們有機會變成旁觀者，認識到我們自己的生活變成了一種風景。我們的生活竟是與往昔無二。我們所使用的言詞、對話，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飯局上的顧盼神飛，都是如此綿延連續。

當一位作家使用一種舊式語言來書寫當下生活時，意味著他的一次返回。他返回到歷史內部，站在歷史的角度書寫我們當下的情感--這種情感不再是新的，陌生的和突兀的，而是熟悉的和親切的。這也表明，對這一語言方式的采用，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形式表面，當這種具有陌生而熟悉感的語言回歸時，一種舊的生活氣息也借助于這種語言軀殼重新返回。

讀《繁花》，那種以社會批評角度解讀人物關系的評論方法遭遇挑戰，在這部小說中，沖突并不一定是歷史沖突、階級沖突，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也可能只是情感性的和身體性的。人心叵測之外才是世事變遷。許多人提到從《繁花》中看到歷史變遷。可是，與我們所通常理解的那種寫歷史變遷的小說相比，《繁花》的不同恰在于它的歷史/時間分界的模糊性。

《繁花》中的歷史背景是含混的。小說不依賴歷史事件推動，人物命運也不全與歷史有關。歷史風云無法把這些人的經歷和命運全部編排搜羅，歷史風云也無法解釋和書寫這些人物的命運。《繁花》中對人的情感和生活的理解使人想到通常使用的“日常”、“恒常”。 時間在此處變得緩慢。“解放前”，“50年代”，“文革期間”，“80年代”，只是時間背景，我們身著的衣飾可能不斷變化，但內在情感和生活方式卻依然未變。讀者很容易到世界上什么變了，什么沒變，意識到小說內部有它的自我時間--《繁花》的時間/歷史觀念是往復回環的歷史而非前進式的。

這種時間觀念，與小說選擇的結構密切相關。《繁花》的結構，是中國飯局式的結構。飯局的流動便是情感的流動。飯局的喧嘩或沉默，其中系著男女之間情感的明滅。飯局既是《繁花》中的重要內容（小說中有無數的飯局），也是小說講述的形式。“面對是一張圓臺，十多雙筷子，一桌酒，人多且雜，一并在背景里流過去，注重調動，編織人物關系。”（金宇澄）笑語喧嘩中，每個人的言語里都藏有段子--他人和自我的故事，講述時人人有隱情有留白。花開數朵，各表一番。一個人的講述之后另一個人從另一角度講敘，大故事套著小故事。

可是，無論怎樣，一切歡宴之后，都是分離。小說結尾是滬生和阿寶告別眾人。阿寶接聽了雪芝電話后，“夜風涼爽，兩人悶頭走路，聽見一家超市里，傳來黃安悠揚的歌聲看似個鴛鴦蝴蝶/不應該的年代/可是誰又能擺脫人世間的悲哀/花花世界/鴛鴦蝴蝶/在人間已是癲/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溫柔同眠。”聯想到小說起筆陶陶邀滬生一起看風景，讀者到最后一頁不禁恍然：“人生如夢”，“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繁花》之所以廣受矚目，在于金宇澄的別尋異路。對于許多作家而言，異路的尋找可能并不難，難的是實踐和完成。《繁花》的成功，完全取決于作家對他使用的語言的內在精神的把握。作家對于他選擇的語言要了然于心，作家也要完全浸潤在他所要表現的生活中。只有當語言與形式相得益彰時，《繁花》的挑戰才得以完成。作家的能力如此重要，將與一種舊語言相適應的內容和精神召回是這部小說成功的關鍵。就此而言，這部小說帶給中國當代文學的陌生經驗不僅僅是對一種傳統語言和形式的重新召回，還包含對一種傳統歷史觀和美學觀的重新記取與接續。

--節選自《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1期，原作標題《一種語言的未死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