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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1:11 來源：一財網(wǎng) 作者：吳丹 點擊: 次
兩年前，路內(nèi)跟70多歲的父親坐下來聊天。曾是工程師的父親說起，上世紀50至80年代，他因為能言善道，在工廠里幫過很多貧困職工申請補助，盡管每月只有5塊、10塊，卻讓很多家庭在饑荒年代得以活命。
這條信息很窄的往事迅速在路內(nèi)頭腦中徘徊為一個漫長而殘酷的現(xiàn)實故事。他在想這件事的社會意義，“如果要找到一個答案，也許通過文學小說才能攤開來講一講。”一個月的思考、三個月的閉關(guān)寫作，路內(nèi)最終完成了這部僅以12萬字橫跨中國50年歷史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慈悲》。
作為70后作家代表，路內(nèi)曾以《少年巴比倫》(英文版)獲得美國亞馬遜銷量榜亞洲文學排行榜第一、嚴肅文學最受關(guān)注作家前十的地位。但他內(nèi)心隱然有些心結(jié)，“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寫的三部曲是‘磚頭式’的小說，似乎磚頭很不要臉，我想如果我能寫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說，可能會改變這種看法，也可能僅僅讓我自己好受些。”
《慈悲》就是這樣一本菜刀式的小說。路內(nèi)收起過去在《少年巴比倫》里松弛、野性自由，收起他在《追隨她的旅程》里的炫技手法，以一種內(nèi)斂、審慎的態(tài)度書寫父輩的苦難歷史。路內(nèi)以敬畏之心書寫小說主人公水生的命運，一開篇，水生的父親與弟弟就失蹤了、生死未知，母親的死讓他成了孤兒，這個平凡倔強的生命在中國最動蕩凄慘的50年里艱難地掙扎著，努力存活。路內(nèi)敘述的語言極為節(jié)制、冷靜，整部小說的筆觸與色調(diào)幾乎是沉重陰暗的，讀來讓人唏噓父輩生存之悲涼滄桑，感嘆平靜生活的來之不易。
“我想寫一種中國式的善良，甚至價值觀不是很高明的善良。”路內(nèi)說，他寫著寫著，又擔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反過來想到一個問題，慈悲這個東西其實沒有理性，它和我們追求的正義是不一樣的，但它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對于這段歷史，路內(nèi)認為，普通人選擇了遺忘，知識分子選擇了原諒，但事實上，沒有人真的忘記。
《慈悲》在某種程度上與余華的《活著》有著同樣的價值觀，小人物在歷史的磨難中，都力爭有良心地活下去。在接受第一財經(jīng)專訪時，路內(nèi)坦言，這本小說有著“余華、莫言、閻連科這一系統(tǒng)的作家存在”，魯迅的《阿Q正傳》則帶給他更多影響，“魯迅以兩三萬字的小說，呈現(xiàn)出巨大的長篇小說的體量，是非常了不起的。現(xiàn)在的作家在技術(shù)上可以達到，但我們還是缺乏魯迅的能量。不是把它爆炸開，而是用熱脹冷縮的冷的手法，用冷靜法把固體縮成一個固體，或者縮成一個晶體，這是非常厲害的。”
作家張悅?cè)徽f起相識14年的路內(nèi)，“他在過去七年里面出版了六部長篇，對于我，對于所有的中國作家來說，這都是讓人汗顏的一份成績。”張悅?cè)谎劾锏穆穬?nèi)是一個純粹的宅男，除了寫小說，與人討論、爭論小說，他的生活中就沒有別的愛好，“一個人只有在這樣一種完全浸泡在小說里面，他才可以隨時打開筆記本，隨時進入寫作狀態(tài)。寫作已經(jīng)成了路內(nèi)的一種養(yǎng)生方式，他一天寫個兩三千字，有點像別人打打太極拳的感覺。他擁有比任何人都好的一種寫作狀態(tài)。”
對路內(nèi)而言，一些作家確實會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寫出最密集的作品，“比如福克納，他在30至40歲之間寫出了他一生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長篇。”談及下一部長篇，路內(nèi)說，寫“磚頭書”仍是他追求的目標，“將來可能不會那么頻繁地出長篇，用四五年出一本書的話，這本書會相對厚一點、扎實一點，寫得好一點。寫得好的作家會留下來，寫得多的作家就沒了。”
第一財經(jīng)：過去你的《少年巴比倫》三部曲有著王小波式的反諷和冷嘲，書寫青春的困惑與掙扎。在《慈悲》中，很明顯看到你的風格改變，有著余華小說的影子，殘酷而現(xiàn)實。
路內(nèi)：我曾經(jīng)認為自己可以超越一個傳統(tǒng)的框架，現(xiàn)在看來，不得不承認還在其中。至于承接哪一個文本，隨著年齡的增長會變得非常嚴肅。《慈悲》這個小說我考量得最多的是魯迅的《阿Q正傳》，也有余華、莫言、閻連科這一系統(tǒng)的作家存在。很難說是我刻意要改變風格，面對這么一個題材，一種簡單的私人歷史，要寫出一個深刻的精神內(nèi)核不容易，風格也必須跟著變化。
第一財經(jīng)：這本小說橫跨中國50年歷史，關(guān)注了一段凄慘苦難的年代。在描寫大時代時，有很多是你沒有經(jīng)歷過的，你如何去寫一個你并不了解的年代?你寫這部小說時保持著敬畏之心，這種心態(tài)跟過去寫《少年巴比倫》的飛揚相比，有何不同?
路內(nèi)：我經(jīng)歷過上世紀70年代末，大體上能理解那種氣息和溫度。有一部分是寫60年代的，說實話，也還是那批人，我太知道他們面對生活的態(tài)度了。有一段時間我被朋友批評說不會寫農(nóng)民，我就去安徽看那些農(nóng)民。寫農(nóng)民并不容易啊，現(xiàn)在中國都在提倡寫都市，都市話語會占優(yōu)。我當然希望中國能更現(xiàn)代，但對作家來說，曾經(jīng)的農(nóng)民、工人(半農(nóng)民)，并不見得就必須在文學中被消滅掉。我寫的時候想，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寫這樣的題材，也許將來中國作家也不會這么寫了。
《少年巴比倫》是一個相對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其中有一個“我”的視角，它解決了敘事上的問題，可供啰嗦，可供嘲諷;《慈悲》是退到一個很遠的角度，甚至可以看到作者和其中時代的距離。我希望這次嚴肅一點，免得總被誤讀成我在別出心裁地逗樂。事實上，我從來都是在講些嚴肅的事情。
第一財經(jīng)：四個月的構(gòu)思和寫作中，你最大的困難來自于處理大量素材。這些素材除了來自父親的口述，還來自于哪里?
路內(nèi)：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太多了，相當一部分就在廣場上跳舞，隨便找一個人都能記錄下一堆口述史。其中很多觀點是相互矛盾的。一部分情節(jié)，來自我的岳父，他是安徽農(nóng)民出身，他真見過餓死人，我父親因為生活在城市里反而沒見識過。其中改革開放之后的內(nèi)容，我自己也都見過，歷史似乎遠去了，變得可以去講述了，因為它呈現(xiàn)出了一個脈絡(luò)以及人的精神歷程。
第一財經(jīng)：你在《慈悲》中用了慢而節(jié)制的敘事節(jié)奏，跳過大量細節(jié)，這樣做是否會犧牲一些文學性?在你內(nèi)心，這段歷史是什么色彩、什么溫度?
路內(nèi)：不會，大量無意義的細節(jié)堆砌在我看來才是犧牲了文學性。也有題材上的限制，在寫《花街往事》的時候，我把細節(jié)看得很重，因為要再現(xiàn)80年代，但《慈悲》這部小說要跨50年歷史，這種手法會使小說變得超長，甚或難以忍受。我想《阿Q正傳》已經(jīng)告訴了我們什么是小說的體量感和文學性。寫這個小說時，想到我的那些長輩，大體上都很善良，很聰明，也很無能，如此度過了一生，歷史永恒而漫長，歷史的解釋權(quán)在誰手里?人的生命很短，歷史要求那些短暫的人原諒它，但是對個體來說卻沒有什么意義。也是一種難以忍受。
第一財經(jīng)：歐寧曾總結(jié)，70后作家有一種殘酷加暴力的口味，不像80后作家，基本調(diào)子就是愛情、校園、咖啡館和小苦惱，讀不到現(xiàn)實殘酷的一面。在《慈悲》中，你是在撫摸父輩的傷疤，寫現(xiàn)實之陰暗，但你最后傳達的不是冰冷，而是溫暖與希望?
路內(nèi)：也沒有什么溫暖，小說里的人仍然是被動地走進了一個“現(xiàn)代性”之中，他的生命已經(jīng)到頭了。也許在復生這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點希望。寫完之后我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老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后來想想復生也是70后，如果真的有這個人物應該和我是同代人。一個后知后覺的作品，談不上溫暖和希望，也許只有虛無。
第一財經(jīng)：過去七年，你出版了六部長篇，你曾說，“我視文學為跑步，你得不停往前跑。”在寫作這件事上，你有很強的緊迫感嗎?
路內(nèi)：過去幾年寫得很密集，大體上是想用不同的體系來嘗試完成一個大的文學命題。我知道一個作家能發(fā)奮寫作的年頭并不多，十幾年而已吧，接下來會被各種俗事纏繞，或者會變得很糊涂、很功利。這件事讓我有危機感。近年來想法又變了，覺得文學素養(yǎng)不夠好，在當下的文學環(huán)境中很容易有虛妄的成就感，但真實水準在哪條線上還得繼續(xù)寫下去才知道。虛妄讓我感到自己內(nèi)心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