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10:52 來源：《文匯報》 作者： 許旸 點擊: 次
寫作時，我總是‘等米下鍋’，常常為材料不足而煩惱，寫的欲望是飽滿的，但可供寫作的材料卻愈發緊缺。”在復旦大學不久前舉辦的“經驗與虛構———小說大師對談會”上，作家王安憶的一番話引發熱議，似乎小說的虛構難度系數正變得越來越大。賈平凹、陳思和等作家評論家也注意到了一個現象：當下圖書市場上，虛構類圖書往往被一些經典紀實圖書搶了風頭。
面對非虛構作品打出的“真實”牌，尤其是覆蓋全球的互聯網將世界變成“扁平”的之后，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新聞和傳奇會第一時間呈現在大眾面前，這種情況下，小說的虛構魅力是否正遭遇挑戰？ 面對小說所提供的“新鮮感”濃度的降低，作家應如何調遣日常經驗為作品注入生機？
文學不是“行車記錄儀”，需要打磨文字與日常之間的張力
“作為小說家，虛構當然是首要任務。但身處日新月異的信息時代，傳媒非常發達，獲取資訊的渠道在拓寬，敘事手法又不斷翻新，要編寫讓人眼前一亮的故事，實非易事；另一方面，真實性本身具有獨特的說服力，而虛構卻難免面臨讀者的懷疑、質詢、推翻。”王安憶坦言，非虛構圖書正不斷占據她的閱讀清單。
對此，賈平凹也有同感，他說自己變得更喜歡看紀實類作品，這種傾向也反映在他的文學創作上，賈平凹的上一部小說正是取材自發生在他老鄉、朋友身上的真事。
借助獲得資訊的手段，不停“復刻”現實，就能炮制出引人入勝的文學作品？ 作家朱天心坦言，小說家能否寫得好看，不在于從現實汲取的經驗是否豐富，而是取決于與現實相處的方式。“文學與現實，時時刻刻充滿著辯證，有時友好，有時拒絕，有時平衡，各式各樣，一旦寫作與日常構成了緊張的藝術張力時，就會相當精彩。”她理解的小說定義，不是現實世界“攝像頭”或“行車記錄儀”，把每個鏡頭照單全收，而是滲透了寫作者的思考深度和切入角度，避免將現成的“社會新聞”簡單粗糙地植入藝術創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便看上去差不多的世間萬象，也依賴小說家的各自巧手，方能成為有質感的文學作品。正如王安憶所說：“在彼此相像的經驗底下一定存在著差異，這就要看個人體察的能力，如何發現事物、表現事物，尋找到更好的方式表達，讓經驗釋放出更大的價值。”
打動人的不止故事，還有故事背后投射的生命感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才有說服力打動人心？ 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相似的生活經驗能帶來更多共鳴，還是陌生新鮮的他者世界更吸引人？
學者陳思和分享了他的閱讀心得：他既被王安憶的小說 《69屆初中生》深深觸動，也在讀賈平凹小說時心有共鳴。“我本身就是69屆初中生，與王安憶曾住同一個街區，她筆下的經歷喚醒了我感同身受的生活經驗。”但是，賈平凹寫的多是陜西農村，“我出生、工作在上海，很少到農村山區。為何熟悉的經驗和陌生的經驗，兩者都能成功打動我？”
在陳思和看來，不管作家聚焦何種題材，要跟讀者經驗產生碰撞的火花，就要講一些根本性的東西。他以賈平凹的多部小說為例，作品中對于中年人的人生描述，那種“想抓住某些東西但總抓不住”的感覺，都讓讀者和作家“心心相印”。“賈平凹寫的東西是散亂的，看起來沒有限制，是一些農村瑣瑣碎碎的事情，其實他把故事拆開了。我感受的不是戲劇化的情節，而是故事背后的生命感。”他說，作者在作品中融入極大的社會歷史信息量，投射的對生命的體悟，能夠吸引不同經歷的個體。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虛”，都能構成一個有邏輯和內容的敘事；只有具有創造性的“構”才能讓虛具備實的效果，讓實含有虛的柔軟性。
王安憶認為，小說從日常閱歷中取寶，是“一件需要隆重對待的事情”。賈平凹直言，作家寫東西寫到最后，其實就是寫自己，寫作的過程，是不斷認識自我的旅程。“人人都知道小說是虛構的，如果僅寫成離奇戲劇，我覺得遠遠不夠。作家應盡量有精神深層的提煉，令稀松的日常擁有文學觀照和人性溫度。寫作像蓋房子，也如釀酒，要經得起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