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4月09日10:51 來源：上海觀察 作者：施晨露 點擊: 次
被幾代“鄭門弟子”包圍著的鄭克魯時時微笑著，黑西裝里的粉色襯衫映襯得他臉色紅潤、精神奕奕，絲毫看不出已屆八十耄耋之年。4月7日，《鄭克魯文集》發布會暨鄭克魯學術與翻譯思想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近200名譯界、學界專家學者和鄭克魯的學生們都來了，由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的38卷《鄭克魯文集》在會場里被傳閱。
在鄭克魯60年的翻譯學術生涯中，完成了1700萬字文學翻譯，近2000萬字著作和編著，再加上其他各類文字工作，已經出版的38卷文集只是總共近4000萬字文字量的一部分。
鄭克魯1939年出生于澳門，其曾祖父是晚清啟蒙思想家、曾寫過《盛世危言》的鄭觀應。鄭克魯中學時就酷愛文學，尤其對俄羅斯和法國小說情有獨鐘。報考大學時，他本打算報考北京大學俄語系，不巧的是1957年俄語專業不招生，他就報考了法語專業，從此與法國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我的研究與翻譯道路是機遇與努力交織的結果，選擇學習法語完全是偶然的。”談起自己的治學與翻譯，鄭克魯相當淡然，北大畢業后，他進入中國社科院工作，“在研究所里，研究工作是本行，翻譯不算成果，然而我喜歡翻譯。”退休之后，鄭克魯更是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翻譯上，“以往的譯本不是盡善盡美的，有些譯本錯誤還不少，讀者的閱讀興趣也在改變，這就給了我重譯經典的機會。我在翻譯中找到了樂趣，所以不辭辛勞，一本接一本地翻譯。”
2012年，因為出色翻譯法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西蒙·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鄭克魯獲傅雷翻譯出版獎，這個獎更像是對他半生翻譯工作的褒獎。喜愛法國文學的人都對鄭譯本《悲慘世界》《茶花女》《基督山伯爵》耳熟能詳，但若只把鄭克魯定位于翻譯家，有失全面。在法國文學翻譯家光環的背后，還有他在理論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同樣出眾的成績——現時國內大學中文系，鄭克魯主編的《面向二十一世紀教材——外國文學史》是學生們普遍使用的教材，其他如《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等也有很大影響；而他在上海師范大學出任中文系主任時打造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專業，至今還是國內同類專業中的佼佼者。
在學生們的記憶中，上鄭克魯的課，就像高度濃縮的雞湯，在有限的時間里，讓學生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獲。鄭克魯不僅出生名門，研究生拜李健吾門下，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時，又與卞之琳等共事，學生們總想讓他講些課堂之外的“花邊”內容，但在豐富的課堂內容面前，誰也不敢打岔。“鄭先生謙卑隨和，從未聽過他炫耀家世，他的為人處世都是一種平和的心態。”在鄭克魯的博士生、上師大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朱振武的印象里，鄭克魯的辦公室總亮著一縷燈光，鄭先生就在那里做翻譯和研究，只留清茶一杯，青燈一盞，即便退休多年之后，仍然如此
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浙江大學終身教授許鈞說，鄭克魯的為文、為師、為人，用一個字總結就是“實”，“鄭先生有著堅實的學問和厚實的肩膀，他為這個時代樹立了一種精益求精、追求真實的精神，他的文字和精神值得人們不斷學習、研究和深入挖掘。”
對鄭克魯來說，翻譯是一種“愛的勞作”。談及翻譯與研究的相互促進，他曾說，“研究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學時已經從事文學研究。由于自己喜歡翻譯，主動進入這個領域，我編過兩本雜志《春風譯叢》《漓江譯叢》，編過幾種作品選，在這方面，國內的翻譯家并不多見。翻譯對研究是有幫助的，翻譯能提高外文。研究則能選中該翻譯的作品，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且，有助于在譯本的前面能寫出一篇像樣的序言。有不少譯者認為序言不重要，這是由于他們寫不出一篇好序言，只能寫出介紹性的文字，而不能對作品進行深入的分析。在國外，序言很重要，經典作品都要請專家來寫，指導閱讀，這是很有必要的。我喜歡翻譯，譯書的過程中，我覺得是一種享受；如有自認為譯得不錯的地方時，便感到一種快樂；譯完一本書，我覺得了卻自己的一個心愿，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所以樂此不疲。”
在38卷《鄭克魯文集》中，收錄有鄭譯《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等雨果主要作品，“剩下的字數不算太多，我決意全部譯出，將來出一套《雨果小說全集》。”這是鄭克魯正在為之耕耘的新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