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12日10:26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李其綱 點擊: 次
一個溫情的城市主義者，就像一個溫情的啤酒主義者一樣，喜歡沫，喜歡夏夜無邊的黑暗中泛起的沫，白色或灰色的海灘上，手握著的沫。沫是溫情，溫情如沫。
在程小瑩的記憶中，或者，在這座城市的記憶中，相當長的時間內，城市的主體就是廠房、煙囪、機器。當他想賦予城市某種溫情時，首先繞不開的就是如何賦予這些有著粗硬線感的廠房、煙囪，這些有著冰冷軀體的機器……以某種溫情涂染，產生某種“沫”。
在布萊希特的“異化”理論中，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的異化與機器對人的占領和掠奪直接相關。人創造了機器，但機器反而開始役使人。人成了機器的延伸，或者就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機器，是魔鬼，是魔咒。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一旦機器擁有者的主體身份發生位移之后，機器的符號意義立即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機器，又搖身一變成為天使。這種對立的兩極，顯然都為程小瑩所不取。他在《女紅》中竭力還原出的人與機器的關系，實質上是本真意義上的人與物、人與自然的那種關系。它樸素之極，又遙遠之極。人與機器的關系，就像先民們與土地、與森林、與草原的關系一樣。人與機器的對話，亦如先民們與土地、與森林、與草原的對話一樣。
秦海花以及秦海花們與錠子交換過靈魂，倘若她們心情不好，她們紡出的棉花心情也會不好；小爐匠、馬躍則對A513細紗機傾注了他們的全部心血，機器上的開口銷、圓錐銷、圓柱銷、槽銷，任何一個銷子的異動都會激起他們的心動，銷子在他們心中，宛如每一棵樹在森林中，每一棵草在草原上。在《女紅》中，人與大自然的互滲(列維·布留爾認為原始人認為自己通過神秘方式與外界相互滲透，并將其稱之為“互滲律”)，衍變為人與機器的互滲。
程小瑩的聰明與溫情或在于：他既沒有像葉芝、茨維塔耶娃那樣，對機器表現出某種不屑和憤怒，也不像被羅蘭·巴特所嘲笑的庸俗現實主義作家加洛迪那樣，對機器進行盲目的熱烈謳歌。加洛迪曾經這樣寫道：上半身傾斜著，不顧一切地撲向排鑄機的鍵盤……快樂在他的肌肉里“唱歌”?？稍诎吞乜磥?，這種對機器的盲目尊奉就是一種平庸。而程小瑩也做到了對傷痛的“同情的理解”，他既不是葉芝，又不是加洛迪，就是站立在機器中，用眼光撫摸機器的一個人——就像先民們站立在土地中用眼光撫摸土地一樣：這土地既給他欣喜，又給他勞累，但人離不開土地，就像人同樣離不開機器一樣。
作為一個溫情的城市主義者，程小瑩的眼睛，卻只盯著這座巨大城市的一個區域。他省略了老城廂、石庫門、亭子間，省略了淮海路巴洛克風格的建筑，省略了陸家嘴現代風情的高樓巨廈，省略了桃江路上從老別墅斑駁的墻壁上爬出的綠蘿。他像一個部落酋長，只在他的領地逡巡。這個部落的名稱叫楊浦，或許還可以加上一“大”字，大楊浦。在某些作家筆下，這是一個堆積著苦難與沉重的區域，但在程小瑩的筆下，它是一個泛著啤酒之沫的區域，泛著啤酒獨有的苦澀之味的區域。即便是抒寫苦難，在他筆下，也有著某種輕盈而不是沉重。他寫了一個龐大的下崗工人群體。比如馬躍，他下崗，他離婚，他孤獨，但他始終亢奮地頑強地活著；他拉琴，他創業，他在這座城市制造秘密，也尋找秘密，他的快樂就是那些秘密，他在享受那些秘密時，他本身也成為一個秘密；比如北風，她在深夜里繃絨線而生發的那些感悟，有憂傷，但又不僅僅是憂傷，那是能比憂傷淌得更遠的東西，有一種堅韌，有一種蒼涼，更有一種“天涼好個秋”的超然。
但我以為，程小瑩的溫情肯定不是一條小溪的溫情，那可能是一條江進入平野進入秋天后的溫情。一種宏闊的城市氣象同樣被他攝入筆底，達到真正的圓融匯通。他不僅梳理了楊浦的空間地理，梳理了楊樹浦路，梳理了定海橋復興島，他還敢于將那壯闊的彌漫的車流也納入他的摹寫中。這恐怕是艱難的摹寫，驚心動魄的摹寫，車流在北京路上奔淌，在四川路上奔淌，碰擦、疾馳、騰挪、猶豫、愕然、興奮、緊張、把玩，所有的或者該有的人，作為人可能產生的情緒，似乎都在車流那兒得到了呈現。而一個巨大的城市綜合體，所給予我們的，離散、異質、喪失距離、喪失邊緣感的、迷亂的、無中心感的、多樣化的……所有這些感受，似乎也找到了它的客觀對應物。更為重要的是，它讓小說敘述所建立起來的空間，不再局促，不再逼仄。
江之沫與啤酒之沫，就在這時融合了。它仿佛在說江的故事，也仿佛在說啤酒的故事，但又不僅僅是江的故事，不僅僅是啤酒的故事。
特約刊登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